车子驶进老家的村口时，雨正巧落下来。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暴雨，是清明惯有的、细细密密的、仿佛能钻进人心里去的春雨。路两旁的柳树已经绿了，嫩嫩的，在雨里显得格外鲜亮。我摇下车窗，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扑面而来，湿漉漉的，带着些凉意——这味道太熟悉了，熟悉得让人心里发紧。
父亲站在院门口等我。他撑着伞，看见我的车，往前迎了两步。我停好车，走过去，叫了声“爸”。他应着，说：“快进屋，饭好了。”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声音却不如从前洪亮了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看见他后脑勺新冒出的白发，心里猛地一酸——从前跟在他身后走，总觉得他的背影是座山，是无论如何也翻不过去的山；如今这座山，竟也慢慢矮了下来。
吃完饭，我们去村子北边的地里扫墓。大伯的墓在那里，要穿过一片油菜花田。金灿灿的花开得正盛，蜂蝶嗡嗡地闹着，可我心里却沉得很。每当我回到老家，经过大伯家门口时，他都会迎上来，用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唤我：“我艳艳回来了！”那声“艳艳”，像小时候他哄我时一样，带着笑，带着暖，带着一个长辈对晚辈毫无保留的疼惜。可如今，那扇门前空荡荡的，风过无声，只有油菜花自顾自地开着。
到了墓前，石碑冰凉入骨，坟上的土还是新的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大伯还站在家门口跟人说笑，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。我蹲下身烧纸钱，火苗舔着黄纸，青烟袅袅地升起来，被风一吹，散在雨雾里，像一声再也收不回的叹息。我盯着那缕烟看了很久，想着它能不能飘到大伯那里，告诉他，我们来看他了。
最后一次见大伯，是去年他过生日那天。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给他庆生，那时他精神很好，笑着看我们每一个人，像在清点自己最珍贵的宝贝。吃过饭下楼后，他忽然把我爸拉到一边——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数了数，硬往我爸手里塞。我爸推着不要，两个人就在那儿争。大伯急了，声音都变了：“你身上长着疱疹，疼得觉都睡不好，哥也没时间来看你，拿着！买点水果吃，给你补补身子！”他那语气不容置疑，眼眶却先红了。那不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施舍，那是一个哥哥对弟弟最朴素、最滚烫的心疼。我爸怎么也拗不过，转眼我瞥见他的眼眶也红了。兄弟之间，有些情感表达不出来，就在一个眼神、一次推搡中，什么都懂了。
兄弟之间——这四个字，大伯说了一辈子。他这辈子的大爱，不仅在自己的小家，更在这个大家。
我跪在墓前，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涌出来。小时候过年的场景像潮水一样涌到眼前——每年大年初一，孩子们起得特别早，第一站就是去大伯家。推开门，他常常还没起床，听见动静便笑呵呵地撑起身子，赶紧从枕头底下掏出压岁钱，塞到我手里，顺便在我头上轻轻拍一下：“我娃又长大一岁了！”那双粗糙的大手，带着被窝的余温，那温度我至今还记得。后来我有了孩子，大伯每年还是会给孩子发很多压岁钱。我说不用给那么多，他总会笑着说：“他大爷给他娃发钱，高兴。”那样的早晨，那样的笑容，我过了三十多年——从自己收压岁钱，到孩子收压岁钱，一直收到他再也没法发给我们的这个年。
我原以为，那些早晨会永远在那里。大伯会永远在那扇门后等着我，笑呵呵地说“我艳艳回来了”。可世上的事，哪有永远？
往回走的时候，雨停了。夕阳从云层里透出来，把远山染成金黄。儿子跑在前面，裤脚上沾满了泥巴，手里攥着一把野花，说要送给大爷爷。哥哥走在我旁边，忽然说：“你大伯这辈子，最重情义。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知道，哥哥心里比我更难过。那是他从小骑在肩膀上长大的父亲，是这世上最亲的人了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墓。远远的一堆土，快要被油菜花淹没了。可我知道，那里躺着的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长辈。他给过我压岁钱，给过我温暖的早晨，给过我一声声“艳艳”，也给过我一个关于兄弟姐妹情谊的、永远发着光的榜样。
日子就是这样吧。我们送走长辈，看着孩子长大，然后在某一天，成为那个被送别的人。一代又一代，像地里的庄稼，一茬接着一茬。可有些东西不会断——大伯给过我的那份暖，已经长在了我的骨头里，融进了我的血里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会教给我的孩子：兄弟之间的情谊，要像我的父辈那样。我也会告诉他，曾经有一个人，每年过年都会笑着给他发压岁钱，会站在门口喊他“我娃回来啦”，会用一辈子告诉他，什么是亲人。（陕西省煤层气钻采分公司 祝艳）
